万汶,可能就是根含冤的稻草
曾经久远的讨论声音,这半年来,再次出现在我们广大医师群体面前。这就是血浆替代品,各种胶体溶液的利弊和优劣之争。然而,和以往两大家族(万*和佳**)分庭抗礼的情况不同,这次所有的不利因素全部压在了万汶一家的头上。
作为兼修ICU治疗的外科医生,利用胶体溶液进行容量治疗的优势和争议,笔者从学生时代起,就清楚知道并且一直关注着。作为这个时代的医学生和临床外科医生,一直认为,胶体溶液是容量管理的捷径,保持扩充容量、保持容量的利器。所以一直乐于冷眼旁观这些争议,但是时间久了,还是很有些话想说。
在教科书和前辈高人的指引下,胶体渗透压成为外科和ICU医生不得不考虑的问题,是判断扩容治疗效果的重要概念,是对抗各种原因引起的血管通透性增加的不二法门。病房里,教授查房时总会抽空问一句“胶体渗透压”;手术台上,主刀医生在抢救时总会大喊一声“代血浆”。
胶体溶液,最初确实是作为血浆待用品出现于临床的,它易于生产、利于保存、便于携带,堪称容量治疗的革命。溶液中的胶体成分不断发展和变化,延续至今,在中国的医疗市场上,看到的是两家分庭抗礼,这两家分别是两种技术趋势、两种流派的代表。
两家的产品分别是,德国费森公司的“万汶”(羟乙基淀粉130/0.4氯化钠注射液 )和德国贝朗公司的(琥珀酰明胶注射液)。德国鬼子的东西,确实是好东西,战争催生出来的科技,太适用于外科和ICU的紧急危重情况的处理了。
凭心而论,笔者认为,无论是在“万汶”中应用植物淀粉的费森公司,还是在“佳乐施”中应用的动物明胶的贝朗公司,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技术特点。
费森公司的“万汶”,用的是大分子的植物来源的玉米淀粉,羟乙基化处理;贝朗公司的“佳乐施”,用的是相对小分子的动物来源的牛骨明胶,琥珀酰化处理。
仔细比较二者,就不难发现,一个是植物源性的,一个是动物源性的;一个相对大分子、一个相对小分子;一个羟化,一个酰化;一个加了小分子的羟基,一个加了大分子的酰基。虽然风格迥异,但是其实二者的本质,都是不断地在对选定的原料进行优化处理,以达到更好的理化作用。
其实,无论从哪个角度讲,费森(“万汶”)和贝朗(“佳乐施”)两家公司,都堪称是,容量治疗方面的巨擘。犹如武侠小说中的少林和武当,一个沉稳、一个飘逸,一个厚重、一个轻灵,虽然都被尊为名门正统,明里暗里还是争权夺势、明枪暗箭的。
运用在商场上,难免就变成了为利益而争的互相倾轧,为了市场份额,假以技术和安全的名义,各种手段层出不穷。无非都是些相互指指点点、厚此薄彼、夹枪带棒、欲盖弥彰的招数。学术会议上,两家的宣传营销柜台真像两军对垒。
透过这些纷繁的景象,笔者个人更看重的是,技术的增长和可发展性。前面提到,两家是对不同的原料,向同一方向进行优化,目的是通过调节分子量大小,达到扩容效果和组织代谢的平衡。因次,我一直更看好植物来源的淀粉,而不是动物来源的明胶,原因有二:第一,作为原材料,植物淀粉天然具有更好的可塑性,理化性质更容易接近要求;第二,因为拥有较大的大分子量,淀粉更接近胶体扩容治疗的初衷。
另外,从技术发展的角度上看,也似乎验证了笔者的想法。琥珀酰明胶“佳乐施”,是个经典的沿用多年的老配方,临床实验几十年前就完成了,进步的只是制造工艺。与之相比,费森公司的“万汶”,是个配方历经过很多项变革的新产品,相比之前的“贺斯”,分子量变小了,牺牲了部分扩容效果,但是代谢过程却因此有明显改善,另外取代级变小了,组织沉积率也在下降,不良反应的降低应该在情理之中。
原料的不同,导致二者特性的极大不同。植物源性的,容易出现代谢障碍;动物源性的,容易产生过敏反应。但是由于分子的可塑性,植物淀粉似乎更容易达到预期的效果。应用动物明胶生产“佳乐施”的贝朗公司,已经基本研制成功的另一种胶体溶液,就是重新选择了植物源性的土豆淀粉作为原料,不知贝朗的研发部门是不是有类似的想法。
尽管有诸多争议、甚至是互相非议,但是胶体溶液治疗的有效性,还是一直是得到认可的,随着两家的不断大力推广,胶体容量治疗也越来越深入人心,相关的市场自然也不断扩大。
各家的相关研究纷至沓来,其中针对淀粉胶体的实验结果还特别多,可能是因为应用更广泛的缘故。核心依然是肾功能损害的问题,矛头直接指向了,羟乙基淀粉胶体溶液的应用。
最有影响的两个分别为“6S”和“CHEST”试验。“6S”试验认为败血症患者应用羟乙基淀粉,会增加死亡率和肾替代治疗发生率;“CHEST”试验认为一般ICU患者应用羟乙基淀粉治疗,虽然不增加死亡风险,但是肾替代治疗更为常见。值得一提的是,万汶虽然因此大受影响,但其实在“6S”试验里李代桃僵的是另一种的羟乙基淀粉配方,须知“差之一字、谬以千里”的道理,更何况是核心配方的变化。
由于时间和个人能力所限,笔者在此不对二者的试验做统计技术和治疗策略上的评论,也不评价肾脏替代治疗在多中心试验中是否有统一的适应症。有空的话,笔者会进一步作文论证。但是作为一个临床医生,我深切地知道一名患者从进入ICU到临床死亡之间,究竟有多少数不清的因素在作祟,但是胶体和晶体之间、不同种类胶体之间究竟能造成多大的影响,个人认为,不要说现在,就是很长时间、很多试验以后也不会成为定论。
我和很多临床医生一样,曾经这样想,既然有可能导致肾衰,那就尽量减少使用,谁知道哪一样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其实,每一次决策、每一次治疗、每一种药品都有可能是这最后一根稻草,而且大多数治疗和药物与淀粉胶体相比,分量都更重,都更有可能成为最后一根稻草。而在真正的低容量状态的扩容治疗中,大分子量的胶体溶液的扩容效果,才是真正值得信赖的救命稻草。
纷繁的数据、含糊不清的论证,与久经验证的理论、切实的效果,二者相比,我更愿意相信后者。医学发展到如今的地步,如果没有更切实真切的数据出炉,很难让人相信蝴蝶振翅与大洋彼岸风暴之间的对应关系。其中的论证必须是多层次的,不仅使数据上的,理论上的推敲、病理上的实证、动物实验的参考、相对的空白对照,缺一不可。
不然,不知还会有什么理论和实践,被冠以“莫须有”或者“可能有”“很可能有”的罪名,因为成为“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”的隐忧,最后在市场角逐的暗流涌动之下,成为随波飘散的含冤的稻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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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责任编辑:尹浩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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